简介
王安石（1o21－1o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o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o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o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文。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宋神宗时宰相。创新法改革旧政世称王荆公。文学上的主要成就在诗方面词作不多但其词能够“一洗五代旧习”境界醒豁。今传《临川先生文集》、《王文公文集》。
政治家王安石
庆历二年（1o42）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o）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唐玄宗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o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展生产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o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o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o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启迪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一党一派一条心的日子士大夫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内部又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彼此之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谩骂势同水火比当初同新党的斗争还要激烈。
为了国家的富强经济的昌盛中国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为的政治家无不变法图存经历着辉煌与失败。这里面有悲剧的英雄有名标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经叨扰千古骂名的历史过客。王安石便是这样一位历史的过客留下了印迹留下了身后的是是非非却并没有留下辉煌。要说有辉煌的话那也是文学而非政绩。
嘉佑三年（公元1o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赵祯并不以他的建言为意。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o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o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后来以蔡京为的新党虽然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味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扰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设元佑党人碑迫害当时反对新法的一代名臣却也因为贪污**蝇营狗苟为天下所不齿最终成为断送北宋江山的乱臣贼子自己遗臭万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骂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前宰相）、富弼（知延州抵御西夏守护西北疆土的能臣前宰相）司马光（伟大的史学家个人品行无可挑剔者）文彦博（枢密使、一代诤臣）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堪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
纵观王安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三是保甲扰民。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假如王安石能开诚布公地与韩琦、富弼、范纯仁、司马光、文彦博这些当年的改革者、智者作倾心之谈以国之根本打动他们相信这些名臣大多数决不会抱残守缺坚持腐朽之见仅以利己来论国事。因为他们毕竟不是贪赃枉法、利禄熏心的**官僚。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的统一战线方面先失之偏狭以至树敌过多。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听其言而观其行坚持用人唯贤的路线而不是党同伐异至少新法在实行过程中便不会变味变着法儿来扰民成为某些打着变法之名来营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贵们翻云覆雨的工具。名臣们一致反对王安石变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他的用人上他所任用的一些人为名臣们所不齿自然不屑与之为伍。而且像苏轼兄弟也不是一概反对变法否则便不会有“司马牛”的故事了。
不管怎样韩琦的道德无庸置疑但他的能力就有些问题了在北宋西夏国之间的战争他是定难战区的司令官。他有个特点就是屡战屡败纵观宋史研究就会现韩琦的智商有些问题。在他的那个著名的“七条例”中的内容实在令人精神恍惚。他认为放弃植树国防（当然指变法后）放弃于高丽通商护城河随它淤塞城墙随它倒塌人民随它痛苦就会使辽国欢欣不再找北宋麻烦。赵顼远小人奸佞（王安市）亲正人君子（他与司马光）就会使天下太平。我们真搞不明白一个爱国者为何用这样的措辞。文彦博这个人没有民本思想赵顼曾经对他说“小民们支持变法”。文彦博说“陛下是靠小民治国还是靠士大夫治国“。目光短浅之本质暴露无遗我们真搞不明白为什末一位孔孟之道的坚持者为什末会如此反对孟柯的思想。北宋大多是诤臣原因很简单在北宋胡说八道的最严厉惩罚不过是远离中央贬为地方官。这更可能是一种奖励不仅既得利益不受损而且还得到正值等好名声。这点宋做的不如唐因为在唐朝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在那个年代出现魏征才是值得中国人欣慰的事。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范仲淹的人品我一直有些怀疑在语文书上范仲淹被描述成一个忠心爱国敢于抗击西夏人的文戎双料英雄其实这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说法。范仲淹在军事上是个外门汉但对内宣传能力举世无双他到定难战区不到一个月就开始宣传“小范老子（他自己）胸中百万甲兵不似老范老子（范雍）可欺’
结果在他与韩琦的带领下宋军大败。范仲淹执政颇为玲珑他的新政不怎末成功就放弃了（为了避免人身攻击)它可比王安石差远了。
所以我们得出结论道德高尚并不代表能力强而那些名臣的道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