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娃小说网 > > 小寒资料集 > 十大名曲

十大名曲

    中华古韵向有十大名曲一说。这十大古代名曲分别为《高山流水》、《广陵散》、《平沙落雁》、梅花三弄》、《十面埋伏》、《夕阳箫鼓》、《渔樵问答》、《胡笳十八拍》、《汉宫秋月》和《阳春白雪》。据专家考证这些古代名曲的原始乐谱大都失传今天流传的不少谱本都是后人伪托之作。

    这些乐曲被历代乐师冠以十大古曲名以历史典故为旁衬从而借古人之旧事以壮声势。大路于音乐并非行家虽偶尔聆听古曲却椟珠难辨反而对古曲背后的逸事掌故的兴趣更为浓厚。今日且以一篇拙贴重点在于与众友共话古韵陈事之曲直长短而不在于交流音乐还望方家达人多多指正。此处权作小引。

    一、友谊篇千古佳话之――《高山流水》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郑国人列御寇在《列子•;汤问》中记载“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

    无论是“志在高山”还是“志在流水”伯牙在曲中每表现某一主题或意象时钟子期必能领会其意。一日伯牙与钟子期共游于泰山之阴逢暴雨二人止步于岩下。伯牙心情郁闷于是弹奏了一会琴。琴曲起初表现的是雨落山涧的情景接着模拟山流暴涨和岩土崩塌之音。每段曲弹奏完毕钟子期“辄穷其趣”把曲中意象说的穷极通透。伯牙于是离开琴而叹道:“善哉善哉阁下能听出曲中志趣君所思即是我所思啊我哪里能隐藏的了我的音声呢?”于是二人成为人生知己。但《列子》中

    并无伯牙因钟子期离世而从此不再鼓琴的内容。

    大约成书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吕氏春秋》在《本味篇》中也做了类似的记载:“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时而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摔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拮愀次那僬摺?”《吕氏春秋》的记述与《列子》的记述大致相当但交代了结局:钟子期死后伯牙“终身不复鼓琴”。

    《吕氏春秋》虽非信史但有《列子》记述在前其内容也并非毫无根据。于是伯牙不复鼓琴一说被当作佳话流传下来。伯牙在当时应该很知名荀况在《劝学》篇里也曾提到他:“昔者瓠巴鼓瑟而沉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虽然语近夸张但大音乐家伯牙的琴技之高是毫无疑问的。

    《列子》和《吕氏春秋》之后西汉的《韩诗外传》、《淮南子》、《说苑》东汉的《风俗通义》、《琴操》、《乐府解题》等等众多古籍纷纷援引。这些作品里有关伯牙的描述在内容上更为丰富。例如东汉蔡邕的《琴操》中还记载了伯牙向音乐家成连拜师学习古琴“移情”之法的逸事。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开卷第一篇是《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在这篇中伯牙成了乐官俞伯牙钟子期却成了汉阳的樵夫上古的一小段百来字的典故此时完全变成了人物、地点、情节样样俱全的话本。

    《高山流水》以及伯牙钟子期这一段千古佳话之所以能在两千多年里广为流传概因其包含了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文化精神在这段佳话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明代朱权成的《神奇秘谱》对此做了精当的诠释:“《高山》、《流水》二曲本只一曲。初志在乎高山言仁者乐山之意。后志在乎流水言智者乐水之意。”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高山流水》蕴涵天地之浩远、山水之灵韵诚可谓中国古乐主题表现的最高境界。然而伯牙的《高山流水》琴曲并没有流传于世后人无从领略伯牙所弹之曲的绝妙之处。所以后人虽不断传颂《高山流水》的故事完全是“心向往之”对音乐并无切身体会。

    因而这个佳话得以流传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伯牙与钟子期之间那种相知相交的知音之情。当知音已杳伯牙毅然断弦绝音。岳飞在《小重山》一词中“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正是伯牙当时心境的准确反映。伯牙的绝琴明志一者做为对亡友的纪念再者为自己的绝学在当世再也无人能洞悉领会而表现出深深的苦闷和无奈。想那伯牙也必是恃才傲物、卓尔不群之人他的琴曲曲高和寡凡夫俗子自然难以领会其乐曲的精妙。所以伯牙才会感到孤独才会出知音难觅的感慨。

    《高山流水》之所以能被春秋战国的诸子典籍多次记录转载是与当时“士文化”的背景分不开的。先秦时代百家争鸣人才鼎盛。很多士人国家观念淡薄并不忠于所在的诸侯国。这些恃才之士在各国间流动频繁他们莫不企盼明主知遇。他们希望能遇见象知音一般理解自己的诸侯王公从而一展胸中所学。这几乎是几千年来所有读书人的梦想。然而能达到此目标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一生怀才不遇而汲汲无名有的或隐身市肆有的则终老山林。由此可见《高山流水》在先秦时代就广为流传是因为这个故事背后的寓意是人生遇合的美妙及人生不遇的缺憾。所以千百年来引起无数人的共鸣当在情理之中了。

    二、刺客的高义名士的绝响――《广陵散》

    《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是一曲调较为激昂的古琴曲。根据刘东升的《中国音乐史略》《广陵散》大约产生于东汉后期。据说《广陵散》这一旷世名曲因聂政刺韩相而缘起因嵇康受大辟刑而绝世。因而古曲《广陵散》的背后实际上包含了聂政和嵇康的两个典故。

    《广陵散》的各曲段分别为井里(聂政故乡)、取韩、亡身、含志、烈妇、沉名、投剑、峻迹、微行与聂政刺杀韩相的整个过程大致相切合。

    《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第二十六》中记载聂政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勇士。当时韩国大臣严遂(字仲子)与韩相韩傀(字侠累)产生了仇隙。严仲子花重金试图收买聂政去刺杀侠累。聂政原本为一市井“屠狗辈”因要赡养老母故拒绝了严仲子的厚礼。后来聂政的母亲离世聂政在安葬母亲之后对严仲子说自己本来是市井之徒而严仲子作为“诸侯之卿相”不远千里驱车前来以重金邀请。此番礼遇聂政自然要回报因此他“将为知己者用”誓死报答严仲子。严仲子说自己的仇人是韩相侠累。他一直想请刺客去刺杀侠累。但侠累是韩国国君的叔父宗族盛多周围防卫森严恐不易得手。聂政随即答应了严仲子的请求。

    聂政仗剑只身前往韩国邑都。到了邑都后韩相侠累正在府中。侠累虽然有大量侍卫层层保护但聂政还是如探囊取物般刺杀了侠累。《史记》中只用了简略的语言描述了惊心动魄的刺杀场面“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不止又连杀数十人。聂政最后把剑指向了自己割面剜眼剖腹。聂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有人认出自己而连累严仲子。后聂政被暴尸于市可无人认得他。韩国国君以百金悬赏提供线索的人。

    后来聂政的姐姐聂荣听说有刺客刺杀了韩相而被暴尸街头就怀疑是自己的弟弟聂政所为于是聂荣立即动身到韩国去探询究竟。聂荣到达聂政的暴尸之处后认出了自己的弟弟大哭。聂荣对围观者说:“这是我的弟弟聂政他受了严仲子重托来刺杀侠累。为了避免株连我竟然自破面相。我不能连累聂政的声名啊。”然后聂荣哀恸而死。根据索隐对《史记》的注解聂荣显然误会了聂政的意图。聂政这么做的目的是保护严仲子而聂荣以为是为了避免连累自己。但聂荣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以列其名”以避免聂政成为无名刺客。

    聂政刺杀侠累应该是当时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晋﹑楚﹑齐、卫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赞赏聂政“士为知己者死”的无畏气概又赞扬聂荣是烈女一个弱女子不惜“绝险千里”从而使聂政得以名扬天下。同时又称赞严仲子“知人能得士”。偏偏无人对侠累的死表示惋惜和同情。

    买凶杀人的严仲子是整个事件的幕后主谋。无论是《史记》还是《战国策》都很中立的提到严仲子与侠累之间的矛盾冲突。例如《史记•;卷八十六》里这样说“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却”。《战国策•;韩策二》提到“韩傀相韩严遂重于君二人相害也。严遂政议直指举韩傀之过。韩傀以之叱之于朝。严遂拔剑趋之以救解。于是严遂惧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韩傀者。”可见当时两人已经水火不能相容。但孰是孰非谁也不知。

    以现代人的标准来看刺杀一国政要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聂政也许是最凶残的恐怖主义分子之一。根据《战国策•;韩策二》的记载聂政当时还刺伤了正在侠累府中的韩国国君韩哀候。《史记•;表》中提到这一事件时仅一句“贼杀韩相侠累”。不提聂政的名字而简略为“贼”明显带有贬抑刺客行为的意思。然而太史公在刺客列传里则对聂政的事迹基本上采取了一种正面的肯定态度。另外《战国策•;唐睢不辱使命》中提到唐睢称赞聂政是“士之怒”气概丝毫不弱于秦王的“天子之怒”。唐睢还说:“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当时天现晴空彩虹的景象弦外之音即是聂政刺韩相是顺应天命。可见聂政的行为在当时被看作是英雄义士的行径。

    《广陵散》琴曲最早出现的年代大约为东汉后期。在东汉蔡邕的《琴操》里这次刺杀变成了一则民间故事。在这则故事里聂政杀的不是韩相而是韩王。聂政也不是为严仲子而行刺而是为父报仇。原来聂政的父亲为韩王铸剑由于不能及时交付而被杀。于是聂政成了遗腹子。长大后聂政在山中遇到了仙人学会了鼓琴的绝艺。聂政还掌握了异容术变得无人认识自己。一天聂政在闹市鼓琴“观者成行马牛止听”。韩王听说后立即召见了聂政命聂政当众鼓琴。这时聂政取出琴中藏匿的

    剑一举刺杀了韩王为父亲报了仇。后来伏在聂政尸体上恸哭不止的不是聂荣而是聂政的母亲。这个故事被蔡邕取名为“聂政刺韩王”。

    这个“聂政刺韩王”的故事反而成了《广陵散》的曲情。虽然故事情节与史书的记载有太多出入但《广陵散》一曲主要表现的内容如取韩、亡身、含志、烈妇、沉名、投剑等并未因故事的走样而减色。

    聂政所在的时代大约过了六百多年西晋一位才智绝、旷迈不群的人物使《广陵散》成为千古绝响。这个人就是“竹林七贤”中最有影响力的名士――嵇康。

    嵇康是魏晋时期杰出的思想家、诗人和音乐家。当时司马氏与曹魏争权“性烈而才俊”的嵇康站在曹魏一边对司马氏始终抱着不合作的态度。嵇康对司马氏集团的抵触最终招来了杀身之祸公元前262年嵇康以“乱政”之罪被斩。

    嵇康曾被钟会指责为“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他的独立不羁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世说新语•;雅量第六》中记载“嵇中散(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即便有三千太学生上书“请以为师”司马昭也不允。为了铲除异己司马氏早已族灭了曹爽、何晏等八家名门望族如何会对嵇康这个名士下不了手呢?

    《广陵散》虽“声调绝伦”但历来有人批评《广陵散》“最不和平”“愤怒躁急”有所谓“臣凌君之象”。想必嵇康当时在刑场上以此曲来抒臆积郁于胸中的不平。曾著有《声无哀乐论》的嵇康一向主张音声来源于自然的本质而与喜怒哀乐等主观情感无关。嵇康临刑时神气不变。但曲为心声。不知嵇康面对大辟之刑时如何在“怫郁慷慨”处表现出“雷霆风雨”和“戈矛纵横”的气势从而以此曲作为对强权的最后反抗?

    千年后重听此曲不能不念及聂政不能不遥想嵇康。

    三、逸士胸怀鸿鹄之志――《平沙落雁》

    据说《平沙落雁》是近三百年来流传最广的古琴曲现存的琴谱就达五十余种。与其他名曲不同《平沙落雁》的背后并无脍炙人口的掌故。

    《平沙落雁》最早的版本载于明代崇祯七年(1634)刊印的《古音正宗》。《古音正宗》这样解题《平沙落雁》:

    “盖取其秋高气爽风静沙平云程万里天际飞鸣。借鸿鸪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也。……通体节奏凡三起三落。初弹似鸿雁来宾极云霄之缥缈序雁行以和鸣倏隐倏显若往若来。其欲落也回环顾盼空际盘旋;其将落也。息声斜掠绕洲三匝其既落也此呼彼应三五成群飞鸣宿食得所适情:子母随而雌雄让亦能品焉。”

    按说崇祯七年的时代正是明朝饱受内忧外患困扰的时代。朱明王朝王祚将尽天下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此时刊印《古音正宗》也许作者另有深意。上面的解题文字意趣昂然并无半点忧天悯地的情绪在内。也许“借鸿鸪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也”两句正是中心点题之句以示儒家倡导的“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

    逸士即隐士指隐居山林的读书人。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易》曰:“天地闭贤人隐。”从现实急流中退却下来的文人在山林、田园中找到了最后的栖身之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说法。中国历代文人及其作品受中国隐逸文化影响甚深。逸士虽“处江湖之远”但社会影响力有时并不弱于“居庙堂之高”者。

    最早的隐士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商朝的伊尹曾隐于市肆周朝的姜尚曾隐于山野。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隐士层出不穷。汉代以后隐士的身份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义一般指那些不与朝廷合作而又具有一定文化影响力的人。三国魏晋时代是隐逸最盛行的时代士人“以高隐为贵”诸葛亮、6机、王猛、谢安等历史名臣都曾有过隐逸的经历。

    真正的隐士应该“只钓鲈鱼不钓名”但是渐渐地自魏晋以降隐逸却有极端化、世俗化的倾向。隐士中的一些人他们不但“钓名”而且“钓利”。他们把隐逸做为获取名誉和功利的手段。也有的当权者为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刻意逢迎隐逸山林的士人有的甚至不惜以“假隐”充“高隐”。

    《晋书•;列传第六十九》记载隆安二年(399年)东晋权臣桓玄(桓温之子)动叛乱把持了东晋朝政。自魏晋以来历代都有隐士偏偏当时却一个也没有。桓玄觉得很没面子。为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他赶紧派人找来了西晋著名隐士皇甫谧的六世孙皇甫希之。先让皇甫希之隐居山林由桓玄资助各种费用。然后桓玄下召将皇甫希之征为著作郎但又指使皇甫希之故意推辞不接受然后桓玄下召封皇甫希之为“高士”。此事传为举世笑谈时人戏称这种隐士为“充隐”。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见于唐代刘肃编的《大唐新语•;隐逸》。唐时的卢藏用考中进士后特地隐居终南山中但他身在山林心在朝堂。与当时的朝士交往密切后果以高士名被召入仕授官左拾遗时人称之为“随驾隐士”。另一个隐士司马承祯尝被召将还山卢藏用指着终南山曰:“此中大有嘉处。”司马承祯慢慢道:“以在下看这是仕官的捷径啊。”这就是人们所称的“终南捷径”。此时隐逸已成为一条做官捷径了。

    士人的隐逸根据其价值取向大致可分为儒之隐和道之隐。前者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天下有治则进天下无道则隐。儒之隐者大都抱有“兼济天下”的抱负。而道之隐则无任何功利目的通过遁世来使心灵获得最彻底的明澈和宁静。对于那些既有从政经历又有隐逸经历的人来说其隐逸分为仕前隐和仕后隐即先隐后仕和先仕后隐。《平沙落雁》所表现的“逸士心胸”中的逸士虽身处隐逸之地犹胸怀“鸿鹄之志”应属于儒之隐和仕前隐。

    真正做到彻底的隐逸谈何容易。自古以来象陶渊明、谢灵运一样纯正的逸士少之又少。古代大多数的逸士或为世情所困或因言获罪最终归隐山林潜居幽庐也许不过是为世人做出的一种姿态而已。他们表面上脱但内心里也许从未平静过。

    从这个角度来看《平沙落雁》的曲中之音和曲外之意包涵了对怀才不遇而欲取功名者的励志和对因言获罪而退隐山林者的慰藉。

    四、桓伊横笛做三弄――《梅花三弄》

    梅花志高洁冰肌玉骨凌寒留香历来是文人墨客咏叹的对象。《梅花三弄》是笛曲或箫曲后被改编为琴曲。“三弄”是指同一段曲调反复演奏三次。这种反复的处理旨在喻梅花在寒风中次第绽放的英姿、不曲不屈的个性和节节向上的气概。

    《梅花三弄》的历史典故是东晋大将桓伊为狂士王徽之演奏梅花《三调》的故事。《晋书•;列传五十一》和《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里都曾记载了这段典故。

    王徽之应召赴东晋的都城建康所乘的船停泊在青溪码头。恰巧桓伊在岸上过王徽之与王徽之并不相识。这时船上一位客人道“这是桓野王(桓伊字野王)。”王徽之便命人对桓伊说:“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伊此时已是高官贵胄但他也久闻王徽之的大名便下车上船。桓伊坐在胡床上出笛吹三弄梅花之调高妙绝伦。吹奏完毕桓伊立即上车走了。宾主双方没有交谈一句话。晋人之旷达不拘礼节、磊落不着形迹由此事可见一斑。

    根据《晋书》的介绍桓伊是武将被封为右军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也许是音乐陶冶了他的心性桓伊为人谦虚朴素个性不张扬曾立大功而从未招忌。正是由于这样的性格他才能静的下心来精研音乐。《晋书》称赞了他这方面的突出才能“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有邕柯亭笛常自吹之。”

    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后秦苻坚摔大军进攻东晋时任中郎将的桓伊与冠军将军谢玄辅国将军谢琰共破苻坚于淝水(即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而丞相谢安也因立下存晋之功而进官至太保。后来晋武帝之弟司马道子与谢安生权争屡进谗言对谢安极尽诽谤。晋武帝对谢安有了猜疑之心渐渐开始冷落谢安。桓伊为此很是不平。在一次宴会上桓伊为晋武帝演奏一曲悲歌《怨诗》诗中唱道:“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其“声节慷慨俯仰可观”。使晋武帝甚有愧色。谢安也为之动容。

    梅花三弄典故里的另一位主角王徽之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曾任黄门侍郎。王徽之行为怪诞故作脱有才而放荡不羁做官而不管事。

    王徽之曾任车骑将军桓冲手下的骑兵参军一职。一次桓冲问他:“你在哪个官署办公?”他回答说:“不知是什么官署只是时常见到牵马进来好像是马曹。桓冲又问:“官府里有多少马?”他回答说:“不问马怎么知道马的数目?”桓冲又问:“近来马死了多少?”他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

    王徽之的答复幽默诙谐但都有来处。西汉时丞相府曾设马曹但东晋时军中并无马曹一职王徽之为显示自己率性脱不理俗务故意说成马曹。后来宋代6游曾有“文辞博士书骡券职事参军判马曹”的诗句说的就是王徽之这一段典故。上述对话中“不问马”来自《论语•;乡党》原是说孔子的马厩失火孔子“不问马”只问伤了人没有。“不知生焉知死?”一句则来自《论语•;先进》原文为“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王徽之答非所问令人捧腹但句句有来历。其应变之妙学问之深令人佩服。

    桓伊既敦和又风雅而王徽之狂狷且博闻二人相会虽不交一语却是难得的机缘。正是由于桓伊和王徽之的不期相遇才导致了千古佳作《梅花三弄》的诞生。

    据说明清金陵十里秦淮河上《梅花三弄》是歌舫之上最流行的笛曲之一。《梅花三弄》几乎成了以秦淮八艳为代表的名妓们的必修科目。桨声灯影里传来阵阵清笛声为当时一佳景。秦淮河甚至诞生了“停艇听笛”、“邀笛步”等人文景观。

    1972年作曲家王建中将古曲《梅花三弄》改变为钢琴曲其表现主题为**的词《卜算子•;咏梅》即“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姜玉恒演唱过一流行歌曲《梅花三弄》也是取自古曲歌词这样唱道“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若非一番寒澈骨那得梅花扑鼻香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人生死相许看人间多少故事最消魂梅花三弄。”从通俗歌曲的角度来看也算得上是一佳作了。

    然现代人玩古风无论是表现政治品格还是表现男女之情毕竟少却了古人的高格雅意品味高下自见分晓毋需多言。

    、力拔山兮虞姬奈何兮――《十面埋伏》

    《山海经•;卷七•;海外西经》中提到一个神话中的天神“刑天与天帝争帝断其艘匀槲浚俑善菀晕琛!?后人说“干戚之舞猛志常在。胸腹代天刑何有于我哉?”陶渊明也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样的诗句。每当看到这些文字总令人想起历史上一位惊天动地的人物这个人也一样的“猛志常在”有“力拔山兮气盖世”凡气概虽然最后失败却在历史上留下耀眼的身影。这个人就是项羽。华夏如果有一个战神似的人物项羽无疑应属第一人选。

    项羽具有不可一世的胆识和气势古今少有。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暴秦的终结者。诚如太史公所言“(项羽)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做为暴秦的终结者项羽创造了很多奇迹。例如巨鹿之战面对秦军诸侯皆惧。唯项羽率领楚军迎战强大的秦军。从秦二世三年十一月项羽任上将军渡河北上起至这年七月章邯投降为止历时九个月先后全歼王离军收降章邯军使秦军的全部主力丧失殆尽为推翻秦皇朝创造了条件。又如彭城之战千里奇兵突进以三万击败数十万刘邦联军。

    然而打碎了旧王朝后他却不能建立一个新王朝。而刘邦以一地位低微的亭长出身与他的平民追随者们一道缔造了一个新的大一统帝国在当时也算得上是前无古人了。

    勇猛之余项羽残暴的一面也相当惊人。早年攻襄城之战中由于秦军誓死不降襄城被攻破后项羽将守城将士“皆坑之”。巨鹿之战后项羽下令将秦将章邯手下二十万秦军将士全部坑杀。汉高祖二年项羽还支使手下杀了“义帝”。手下谋士韩生劝项羽不成说了句“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立即被项羽烹杀。项羽还烹杀了刘邦的御史大夫周苛等人。

    然而残暴并非项羽的致命伤。项羽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联盟。秦亡之后天下纷争。项羽曾经自封西楚霸王并以裂土分封、功臣为王的方式分封天下但这次分封后诸侯们并没有效忠自己。由于他的残暴和赏罚不明使得他在诸侯间缺乏公信力。分封之后回到徐州不到才几个月时间就已经反叛四起了。正如贾谊所说仁谊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里的仁谊当然是一种政治手段。项羽显然不是一个具有政治智慧的人物。

    刘邦最后与项羽决战时和韩信、彭越相约合力伐楚当时韩信、彭越没并有兵。最终刘邦承诺把齐地封给韩信梁地封给彭越两人才引兵而来这不是以皇帝的身份分封臣子而是以对等的资格结下了分地之盟。所以与其说楚被汉灭项羽败于刘邦之手不如说项楚实际上为被诸侯的联盟军队所灭汉高祖不过是联军领袖罢了。

    两军阵前项羽曾对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刘邦虽在气概上虽已略输一筹但他不以为意大笑着说:“吾宁斗智不能斗力。”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那些更有政治智慧和权谋手段的人。

    公元前2o2前楚汉相争接近尾声双方会战于垓下(今安徽灵壁南)三十万汉军围住了十万楚军。汉方为瓦解对方军心就叫兵士们唱起了楚歌楚兵大多离家已久早已厌倦了连年征战。楚军中有人开始唱和军心彻底动摇。一看大势已去项羽已无计可施对虞姬唱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则和道:“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唱完便拔剑自刎而死。项羽后来逃到乌江边面对滔滔的江水仰天长叹道:“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于是拔剑自杀。

    后人根据这一段垓下之战作了两个有名的琵琶大套武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的前身是明代的琵琶曲《楚汉》。明朝王猷定为明代琵琶演奏家汤应曾写的《汤琵琶传》中生动的描述了这支曲子。此曲一开始便是两军决战垓下一时“声动天地、瓦屋若飞坠”。“金声、鼓声、剑努声、人马辟易声”此起彼伏然后一阵沉寂。胜负已见分晓一片哀怨的“楚歌声”响起英雄末路的项羽出“悲歌慷慨之声”、“别姬声”后有“陷大泽有追骑声”“至乌江有项王自刎声”“余骑蹂践争项王声”等等。

    《楚汉》后来演化为两个不同的版本即《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虽然反映相同的历史题材但两支曲子立意完全不同。《十面埋伏》的主角是刘邦和汉军重点内容是“十面埋伏”、“鸡鸣山小战”、“九里山大战”等乐曲高昂激越、气势磅礴;而《霸王卸甲》的主角是项羽和出军重点段落是“楚歌”、“别姬”乐曲沉雄悲壮又凄楚宛转重在描述项羽在四面楚歌声中与虞姬诀别的场面。前者是赞歌后者则是挽歌。

    杜牧《题乌江项羽庙》诗云:“胜败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兒。江东子弟多豪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杜牧很为项羽惋惜他认为胜败“不可期”是兵家常事假设项羽渡江也许会象当年兴兵抗秦那样卷土重来。而王安石则反其意而行他在《叠题乌江亭》中说:“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谁为君王卷土来。”王安石与杜牧的看法恰恰相反为史家正论。但杜诗表现了一种死中求活的心志读来更令人荡气回肠。

    以上无论是琴曲还是诗都有两种不同的立意。后世的观点中有的扬刘抑项为刘邦唱赞歌;也有的抑刘扬项为项羽献挽歌。这种对立折射出两种不同的英雄史观。即对历史终结者和历史建构者所采取的不同态度。

    事实上“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不过是文人的咏叹罢了。当年是天下人共反强秦楚霸王几乎靠一己之力打垮了秦帝国的军队号令天下莫敢不从。而